从黄昏起飞

填坑：《大国崛起》与大国宪政主义

                                      

《大国崛起》与大国宪政主义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孙子兵法》

 

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没有任何特殊政治背景”？

 

2006年11月13日到24日是属于《大国崛起》的美妙时光，中央电视台花费三年的心血，成功打造的十二集历史纪录片开始在经济频道播放。正如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先生的辞职风波，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任何一则新闻，只要与“央视”这个暧昧的政治-文化传播符号沾上关系，难保不让拥有全世界最敏锐的政治反射神经的国人浮想联翩。就在公众纷纷猜测《大国崛起》拍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之时，该片的总编导任学安先生却给出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答案。据《南方周末》报道，11月27日下午的一个记者见面会上，任斩钉截铁地告知对此满怀兴趣的媒体记者：“没有任何特殊政治背景，这是我们最不希望别人误读的地方，央视作为全国主要文化传播机构，应该以全球化视野关注各国发展脉络。”——如果我们硬扣字眼，那么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否意味着具有“一般”的政治背景？投诸现实，尤其是从2003年到2006年风起云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里欲盖弥彰的“一般”？

新闻报道对“一般”政治背景的发掘确实很一般。浏览各大媒体，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信息：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上九个曾经或现存的大国之兴衰史。随即，这场学习任务下达到各级党政部门。《大国崛起》的出品人、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先生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国崛起》，试图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镜鉴，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与此相应的是，25日，任学安收听到中共高层集体学习世界大国兴衰史的新闻，他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之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

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样一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纪录片，仅仅是一部阿谀奉承、投合上意的作品；而国家最高领导人集体学习大国史更不是偶然的兴之所致。历史上并不乏近似的制作先例。《大国崛起》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在1980年代风云一时的《河殇》。但就内容与品质而言，两者却无什么可比性，正如某位评论者所言：《河殇》侧重于文化，《大国崛起》侧重于政治；《河殇》是批判，是自我反省，未免撕破了脸皮，捅到了软肋，貌似苦口良药，实为鲁迅式的批判作风，不招人待见，所以，它进了冷宫，而《大国崛起》是眼馋，是羡慕，是垂涎三尺，它的出笼，是历史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就技术含金量而言，《河殇》远远要高于《大国崛起》：前者虽然算不上划时代的煌煌史诗，可正有其妩媚动人的亮点；后者的水平则相当于普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充满常识感，常识固然可贵，可它的下面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矿藏，如论英国的“宪章运动”、论美国与苏联的成长壮大等，均过于浮光掠影，像在情人明艳欲滴的嘴唇之上轻轻一吻，给观者遗留了无尽的遐想，亦遗留了无尽的缺憾。但是，就生产流程、政治隐喻性及社会心理预期而言，这两部记录片却拥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只希望《大国崛起》不要重蹈《河殇》所引发的悲剧覆辙。

 

《大国崛起》的政治意图

 

《大国崛起》的双向性——既指向国际，又指向国内——暗示着它的政治背景亦可以分为息息相关的两面。我们先审视中国内部的政治图景。两代执政者的权力交接定格于2002年。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势必是新一代领导集团的权力磨合与巩固时期。这个过程犹如女人从怀胎到分娩，迟缓而痛苦，其间不会发生过激的大动作。各项国策，不分高低轻重，都可能表现为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现在进行时态。但大变革、大动荡的潜流将在地下暗自涌动，什么时候爆发，则要看这一轮的权力博弈达到何等剧烈的程度。简言之，《大国崛起》的策划制作正是我所言的政治潜流之一支，是新一代领导人所准备打出的一张王牌，它在最适当的时刻（2006年是多么适当：上海政变、陈良宇下野暗示着长焦距的权力斗争终于按下冲锋的快门）闪亮登场，以区别于前一代领导人谨小慎微的保守形象，并揭开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攻坚战的帷幕。它不仅是“造势之作”，其本身就是“势”之一种。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政治权力的风平浪静并不代表整条社会河流进入平和的缓冲期。此前淤积的诸种社会矛盾，非但没有随权力博弈之终场哨音的吹响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暴劲头。如下几点虽然是老生常谈，在此仍需提及：一是社会分配体制和保障体制的重重缺陷，使得贫富差距愈加悬殊，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亦逐渐被激化；二是文化生产方面，为一种肤浅、媚俗的潮流所引导，廉价而低劣的文化消费严重损害着人们的心理健康，从而导致“国民性”陷入悲观绝望的泥沼，像极了二十世纪初叶的德国；三是国家的离心力甚嚣尘上，如陀螺失去了重心，惟有依附于外力的强制状态，才能正常的运转，反之，则是一盘散沙。正因此，“重建大国”作为一种“历史的召唤”和未来的憧憬，进者可以凝聚一个国家的政治向心力，提升一个民族的情绪和士气；退者可以转移大多数国民的焦虑视线，以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鲜艳旗帜为幌子，掩蔽或削弱四处弥散、一触即发的怨恨心态。这一着，美国屡试不爽，当国内危机高涨到一定程度，便开展对外战争，分化国人的注意力，同时还可以宣布国家正处于“例外状态”或“非常时刻”，为动用强权培植合法的理由。

这是根基于国内的政治意图。国际上，我们都晓得，全球化的时代，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其次便是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地缘政治的冲撞必定愈演愈烈。依照意识形态划分，中国要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依照社会发达水平划分，中国要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羊——如今，这两种提法渐趋寂寥，那就依照地理方位划分，中国为什么不能做亚洲或东方的领头羊呢？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亚洲或东方的第一大国，以与美洲或西方的第一大国美国相抗衡呢？我们既然拥有雄霸天下的“大国”之历史，为什么要淡化、要舍弃，而不图神圣复兴之伟业呢？毋庸置疑，《大国崛起》的国际意图，就是要强化中国之为“大国”的意识和决心，进而强化中国的国际实力，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最终，像纪录片所叙说的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东西方大国一样，中国要在世界历史的雄浑画卷之上留下极其壮观圆满的一笔：我们决不愿滞留于汉朝与唐朝已然冷却的历史废墟，而要奋力迎接雄霸东方的辉煌盛世。

 

又是刘亚洲？

 

打造《大国崛起》的政治意图还比较容易分辨，可其后的军事背景，却因其敏感性、保密性而显得扑朔迷离，尽管我们可以断言，记录片的诞生与中国不甘寂寞的军方势力肯定脱不了干系。迄今为止，我只读到一篇出处语焉不详的报道，称此片的幕后策划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军事战略家，作家出身的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作者引用“某内部人士”的话，判定“《大国崛起》实际是刘亚洲将军极富盛名的经典著作《大国策》的影视版”，“此片与刘亚洲将军的《大国策》、《信念与道德》以及《甲申再祭》、《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等作是一脉相承，有着极强的逻辑关联及传承”。同时还言之凿凿地声辩：此片总编导任学安所说的拍摄《大国崛起》之灵感缘起于他2003年11月底收听政治局党委学习的新闻，据说也是刘亚洲将军嘱咐其打出的“烟雾弹”，以惑人眼目。

作者的举证倒是相当专业，将《大国崛起》的解说词与刘亚洲的相关文本细致对照，结果是基本吻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内部人士”的透露（或许是作者欲盖弥彰的夫子自道），刘亚洲策划的《大国崛起》为什么会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认可，列举出三条原由：

一是刘亚洲将军属于决策层智囊圈子中的人物，而且被美国情报机关划定为“绝对死硬的赤色分子”，政治上可靠，推进政治改革的建议由他提出，既符合决策层的执政理念，同时易于抵消反对意见，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二是刘亚洲将军在对台评估和对美分析当中，直接触及美国战略底线。他的战略思想表面上是对美友善，其实质则是美军最不想看到的劲敌，此点深得最高决策层欣赏；

三是中央曾经因刘亚洲将军的《农民问题》一书而高度重视农村问题，从而及时出台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有此成功先例，使得高层对其新建议颇为看重，《大国崛起》由此一路绿灯，在荧屏大放光彩。

除此以外，联想刘亚洲在2005年春夏之交反对日本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争纷之中的强硬言论，再如朱成虎将军关于核战争的悍然叫嚣，正可以判断军方少壮派势力的逐渐抬头，他们不愿成为“和平演变”等政治斗争的中立者——中国的军队向来没有中立的传统；不愿成为深化改革之攻坚战的局外人——特别是改革的刀锋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到了他们不该沉默的时机，他们自然要跳出来表明立场，并且力图掌控未来航船的方向。当然，这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转型之路已经走到了十万火急的拐点，连一些幕后的、边缘性的权力团体都闯到喧嚣的前台挠首弄姿——政治决断的那一刻即将到来。

回到《大国崛起》，刘亚洲的观点在《大国策》中表现得一览无余：“世界是一片丛林，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大象不必躲藏。”——极少有军人会拒绝“大国梦”，更何况是刘亚洲这种深受浪漫主义精神渲染的文化型军人。如果能够证实《大国崛起》确实系他的大手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红色还是绿色，险情还是希望，正如他一直坚持以军人的身份呼吁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在某些人眼中，这无疑是对中国宪政转型的推波助澜；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军人干政”的危险前兆（无论如何，军政是所有政治形式之中最坏的一种）——到底是哪一种，让我们以审慎的乐观态度拭目以待。

 

从民族-国家到大国

 

在我看来，怀有大国情结、做上大国梦，正如小学生要当班长，战士要当将军，古惑崽要当黑社会老大，并没有什么可资非议的地方。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祈望成为什么样的“大国”？政治的、军事的，还是文化的？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西方化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独善其身型的，还是兼济天下型的？遗憾的是，展现了十余个国家之成败兴衰史的《大国崛起》，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具备说服力的答案。相反，如党国英先生批评的那样，该片的作者连国家的定义都尚未进行必要的辨析，而将老式的传统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混为一谈（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崛起”的时候，只能算是老式的传统国家，公权与私权不分，统治者用暴力和宗教的狂热激情将中产阶级驱赶到西欧，霸占了他们的财产——这种传统国家的典型做法，正是它们走向衰落，而难以成功转型为现代大国的主要原因），因此根本谈不上把握住近现代历史的正常脉搏，更无法告诉我们“决定大国崛起的共同因素究竟是什么”。

我想从《大国崛起》所迷失的概念误区为入口，做一些漫游式的政治辨析。首先，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之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尤为迫切。如我在《从“万国公法”到“国际法”》一文所述：在古代中国，只有天下，只有朝代，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以至梁漱溟先生写作《中国文化要义》，竟需要专门辟出一章讨论“中国是否一国家”，其结论却是“中国不像国家”。那么古中国的政治认同是什么呢？曰：王朝。顾炎武区分“亡国”与“亡天下”，并且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国家”，只能做王朝理解。而这句名言所展示的中国历史之二元张力，一者是王朝（政治），一者是天下（文化）。它们中间却是一片空白。惟独到近代，“国家”才生长出来，填补了这块真空地带。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即“天下观”，其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而现代的民族-国家，其本质却是政治的，其次才涉及文化或血缘。

我们且来钞书，按维基百科的解释：“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在这里，国家权力与占有一块领土并有着许多共同点（历史、文化、语言）的民族概念合并到一起，即一个民族和政府结构的结合体。”具体而论，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的民族国家》的解释：

“西北欧传统的民族国家是在既有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at）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是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Westfaelischer Frieden）中确立的欧洲国家系统的一个部分。所谓‘迟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是指意大利和德国，它们走的是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但也为民族国家在中欧和东欧的形成作出了示范。这种民族国家是在迅速积聚而又广泛传播的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上述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国家’到‘民族’，以及从‘民族’到‘国家’）说明，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或有国家在先，或有民族在先。在前者，从属于君主统治集团的法学家，外交家，军事家建立了一个‘理性的国家机器’；在后者，由作家和历史学家，或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所传播的多少带有想象色彩的‘文化民族’统一体为使用外交手段或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如Cavour或俾斯麦）奠定了基础。第三代完全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非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通常在输入的国家组织形式在一个超越部族范畴的民族内部尚未扎根之前，这些在以往殖民统治势力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靠独立后共同成长起来的民族去‘充实’人为建造起来的国家。最后一种情况是前苏联解体后在东南欧建立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它们或多或少都采用了暴力分离的方式。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已经使旧有的民族要求得到了充分的酝酿，足以为独立而动员起已经急不可耐的大众。”

——对照以上定义，如果说，民族-国家是通往大国之路的第一步，那么我们看到，现代中国已经顺利跨过了这一步，尽管有些姗姗来迟。所以我们亦随之跨过民族-国家的问题，更进一层，直捣黄龙：什么是大国？

我无法开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亦不愿摘录某些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观照百年以来跌宕起伏的中国建国史，再综合相应的国家战略和国际理论，我们大致可以提出下面几条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成其为“大国”的基本标尺：

一、民族的自立程度；

二、国土的统一程度；

三、政治的民主程度；

四、民生的发达程度；

五、公民所享受的自由度；

六、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实力优胜度。

七、文明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想举一个例子。今年上映了一部名为《东京审判》的国产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令我念念不忘。话说二战结束，东京审判期间，来自多个国家的十一位法官组成的远东军事审判委员会对终极判决进行协商，即是否判处某些日本战犯死刑。法国法官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一个文明国家是不应该支持死刑的。而中国法官梅汝璈则予以反驳，他的出发点是，法律是法律，文明是文明，两者不应该相互越位或混淆，我们来这里参与审判之工作，所依凭的事物必须是法律——梅先生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结果亦如他所愿。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法律（以及死刑的存废）是否与国家的文明度全然无关？法国法官决断的语气和神情，确实能给人一种泱泱大国的风范，至少我如是感触。

 

大国与帝国

 

民族-国家是一小步，大国是一小步，可大国之后又当如何？成为大国是否意味着长治久安、千秋万代？很难说。正如《大国崛起》所展示的那样，许多国家——无论东西方，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度与文明度——在栖身于众目睽睽的大国之林以后，便启动走向帝国之历程，如我们熟悉的“美帝国”、“英帝国”，其实中国古代，亦有汉帝国、唐帝国、元帝国等。大国与帝国的差别，正在于后者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内部足够民主、足够富强、足够文明，它就不会展开对外扩张侵略的行动。国际政治的实质是一场利益的博弈。如卡尔·马克思所言：“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将语境转换为国际领域，将“资本”转换为“国家”或“大国”，这个论断照样成立。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大国都必然发展为帝国。我宁可相信它们之间只存在偶然的、脆弱的关联。但这恐怕仅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国际政治就是实力政治，用什么来限制那些实力派的超级大国心猿意马的触手呢？有学者建议，将自由民主的宪政理论打破国家的桎梏，放置于整个地球村，可是，谁来制订宪法——现行的联合国之《日内瓦公约》能否起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作用？如何实现分权制衡或三权分立？如果有大国违约，而且它不服从公约的制裁，由谁来主持国际正义？如何避免“大鱼吃小鱼”的国际市场大鲸吞？如何保障民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这些疑问得不到解决，就不能彻底祛除大国向帝国滑坡的险情，危言耸听一点，就不能彻底祛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率，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种歧视，不在于文化差异，不在于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帝国野心的无限度膨胀。

 

《大国》、“大国学派”与大国宪政主义

 

让我们再次回到《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的开播，首先让我想起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大国》——据说其后还有相应的“大国学派”。我的朋友沈阳先生称：“由于对中国关键问题的深刻洞察与大胆言说，2004年9月高全喜先生主编的《大国》之创刊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国》丛刊为国内诸多很难找到地方说话的学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籍此言说，那些志同道合的学人逐步汇聚成了一个流派：大国学派。这个学派自认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以落实公民权利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为基础，紧承了近代中国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自由民族主义风格。”——联系起《大国崛起》制作与播放的时间细节，我们不得不慨叹中国学者对政治气压之变幻的先知先觉。可无论如何，《大国》杂志的诞生和风行一时正是值得十分欣喜的思想现象，至此，已经有学人直截了当地以“大国”命名所施行的思想活动，并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出版了四到五期刊物，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据沈阳总结：

“《大国》的封面设计很有趣。刊物被命名为‘大国’，英文翻译不是我们平素想象的Great Power和Great State，而是National Interest。‘大国’二字以古体书写，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将得到复兴；National Interest则是西洋文字，意味着《大国》刊物将迎接一个全球化时代。”

“《大国》第一期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大国兴衰与我们的选择’展开，在‘论文’、‘笔谈’和‘评论’等主要栏目中，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安全利益、国际秩序、宪政民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文化认同、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第二期的主题则是‘国家利益’，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几篇文章便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现代化成长机制、内含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可资借鉴的他国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第三期的主题则是国家战略，贯穿本期各篇文章的一条主脉，是作者们对于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问题的思考，不仅包含外交，更包含内政，不仅指涉军事，更函盖政治、经济与文化；接续《大国》前三期的脉络，第四期的主题则为民生问题，从一个宏阔的视角来审视和把握，它不单纯关涉人民生活的感性形态，更触及支撑着国计民生的制度架构。”（见沈阳：《“大国学派”何以应对宪政潮流？——兼谈〈大国〉意识中的国家主义倾向》）

——“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可以归结为“民族”问题，加上“民生”，其下是不是该有“民权”呢？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勘大国理论，却也颇富意味。在二十世纪的黎明，中国正沦陷于东西方列强的鹰视虎眈，昔日的泱泱大国被昔日的蕞尔小国、蛮夷之国所欺凌宰割，基于一种反弹心理，孙先生的国家梦自然是大国梦，要将中国建设成“英吉利”、“美利坚”那样的大国。无论其成功与否，今日思考大国之崛起，民国那一段历史理当是值得珍视的遗产。

疾疾流年，滔滔逝水，百载一轮回，可孙中山时代的问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地缘政治的压力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滚滚东来而愈加恶化。于是，针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形势，《大国》杂志及其学派提出了“大国宪政主义”的政治观念。从此命名便可看出，对内，他们坚持“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借用甘阳先生的话）；对外，则坚持“大国”、“强国”的雄壮姿态。这自然要比那些只会背诵政治顺口溜的自由主义者要“政治成熟”许多，他们窥见了宪政理论在地缘政治的重重夹击之下所显现的困境，并由此重塑“歧异时代的宪政观”。他们的精神姿态不是犬儒退避，而是逆流直上。

然而，勇气不等于智慧，大国宪政主义必须解答如下疑虑。第一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如何调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其结果，则是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诞生，据说这是“宪政中国的大国之道”——是否过于狭隘，从而限定了他们的思维格局，限定了“大国之道”的辉煌重建？借用一个经典的譬喻，民族主义好比一道坎，跳得人愈多，则成了深渊；而自由主义好比一座山，当你攀登至巅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才发觉山外的风景是多么宏阔美丽（无疑，相对于其它主义，自由主义的海拔堪称最高，这体现为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结问题，确实是大国之崛起必须迈过的路障，但它仅是其中较险峻的一个，绝非全部。我们即不能跌进民族主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亦不能匍匐于自由主义的山脚而不思进取，更不能因此而忽略、而拒绝其它类型的宪政观，如“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发掘、对司法独立的高扬，“中道宪政主义”之于调解文化冲突的苦心孤诣——大国宪政主义是否具备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

其次，则涉及大国宪政主义的内在修为。我们必须承认，宪政主义的基础是公民自治，而地方自治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有人从中推导出联邦主义的宪政观。宪政国家是否必须实行联邦自治？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只要他赞成宪政主义，想必都不会否认，集权论确实是主张分权制衡的宪政主义的一大天敌，因为集权很容易滑向专权，若再收不住恶劣的脚步，则是专制极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曾经爆发过权力争夺战，鉴于是例外状态，萧公权等学者建言调和论，不集权，不分权，而取其中间：均权——按理说，这是最合乎法度的药方。可还是无法医治好国民党政府这一号垂危的病夫，从集权到极权，最终自我膨胀，爆炸崩溃。难题正在于，大国宪政主义之“大国”，亲集权论，而疏分权论，注重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势必压缩各个地方的局部利益。直言之，大国宪政主义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主义，如果内在的调节机制出现毁坏，它终将演化成自我与自我交战，用“大国”反对“宪政”。这是否该引起我们警惕？

由是而论，则追究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大国宪政主义到底是成品，还是半成品？就是说，“大国”与“宪政主义”是否具有必然性的关联？这一柄投枪同样可以扔向“基督教宪政主义”等半生不熟的政治理念。不妨让历史开口说话。我们看到，美国可谓大国宪政主义的合格产品，既是“大国”，又是“宪政主义”；但是《大国崛起》亦将苏联归属为“大国”，它奉行“宪政主义”吗？再如早期的西班牙、西班牙，还有汉唐时代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大国”与“宪政主义”联姻，只是此二者某一时段的情投意合，急需对方的刺激来满足自己的某类需求，只是历史的偶然——算起来，它们牵手的机率远远小于它们分手的机率。纵然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当中，“大国”与“宪政主义”喜结良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国必须是宪政主义之大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可在理论上，仍然难以自证。只要出现一个危险的特例，其自洽的逻辑便不由崩解，大国宪政主义便一日不能作为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真理而供后人顶礼膜拜。

 

忧伤的结语

 

其实，我是多么希望以百分之一千的力量发出梁启超式的呼喊：“所谓大国，必然是宪政主义之大国。宪政主义既是大国之为大国的决定性基础，亦是大国不至于迷失于帝国噩梦的保障（哪怕是微弱的）。圆了宪政梦，未必能圆大国梦；可不圆宪政梦，却一定圆不了大国梦。”但对照惨淡的理论与更惨淡的现实，我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明《大国崛起》带给我的启示和感想，就是胡适先生那段经久流传的话：

“现在有人以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而在一个缺失了宪政主义之支撑与制约的大国，我还得坦诚，我信服于略萨的名言：

“我惟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

 

 

2006年12月8日于宁波

 

见《领导者》总第13期

 

注：当初写作此文的时候，尚未见到分析其军事背景的资料，第三节系亡羊补牢。后面的文字（如评论“大国宪政主义”一节）亦做过一些调整和补充，因此与杂志上的文字有点出入，但立论之方向却未尝变更。

【作者: 我是羽戈】【访问统计:】【2007年01月19日 星期五 11:13】【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