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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前還爲《隨筆》雜志寫過一篇弦箭文章,找不到了。此文見《羊城晚報》123日。另,沒有姚偉就沒有這一切因緣。所以,這些文章所得的美名與惡名皆屬于他,稿費屬于我。

 

 

從“道德的語言”到“公民的語言”

 

 

2005-2006〈隨筆〉雙年選》,秦穎編選,花城出版社20078月第一版

 

 

翻開《2005-2006〈隨筆〉雙年選》(以下簡稱《雙年選》),打頭便看見傅國湧先生的《陌生的米奇尼克》——編者這樣排列,決非偶然。此中深長意味,是以亞當•米奇尼克作爲一個鮮亮的標志,開啓了一段時光、文本與思想的漫漫旅程。據推測,傅先生的文章大概作于2005年初,那時米奇尼克的文本和論斷剛剛被引進,對于長久處于禁锢狀態的國人來講,委實陌生,卻不乏新鮮感——至今我猶記得拿到崔衛平先生主譯的米奇尼克文選《通往公民社會》之時的激動心情。可近三年過去,人們是否就像對待李宇春和易中天那樣,熟悉並接納了這位“波蘭的甘地、路德、傑弗遜式的人物”呢?米奇尼克,甚至還可以加上他的精神兄長捷克人瓦茨拉夫•哈維爾,他們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産生了什麽樣的效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否對應了《隨筆》雜志的時代命運?……我們的評論必然是疑問式的,因爲行旅遠未終結。

那就從亞當•米奇尼克說起。迄今爲止,國人對他的印象,依然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說陌生,因爲這個名字尚不能像米蘭•昆德拉、蘇珊•桑塔格,乃至列奧•施特勞斯一樣被國朝的青年人整天挂在嘴邊,“米奇尼克”只是一個小精神共同體在幽暗長夜的接頭暗號。而說熟悉,因爲米奇尼克式的理論進路已經被公共輿論界欣然接受,而且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具體說來,就是從(哈維爾式的)“道德的語言”過渡到“政治的語言”,更好的說法則是“公民的語言”:常識的、理性的、漸進的、形而下的、反烏托邦的、開放而超越二元論的,譬如米奇尼克提出的“新演進”、“爲一個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奮鬥”、“不完美的社會”、“民主是灰色的”等。它的終點,即通往公民社會。

注意,我的措辭很謹慎——“過渡”。不是說“道德的語言”不重要,相反,在一個極惡之城,它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但它僅僅是一個必要卻不充分的起點,誰能保證,它所輸出的營養會遠遠高于所輸出的毒素?因爲苦難並不等于正義,良知——“道德的語言”建構之基點——並不可靠,漢娜•阿倫特說的好:“好人只在危難關頭才會顯身,仿佛從虛空之中冒將出來。”而且在很多危難關頭,好人往往是隱匿的,善是缺席的。“道德的語言”之弊處,一是善惡好壞的二元論,二是對高調的強調,這兩點決定了它之成立,依賴的是良心、運氣等偶然的、容易變質的因素,而非相對穩定的制度——“道德的語言”所追逐的流動性的善多半是反制度的。一言以蔽之,一個到處遊蕩著“道德的語言”的時代決非一個值得生活的時代,道德家充斥的國度和由騙子、神棍統治的國度沒什麽兩樣。

我一直疑心,發源于五四運動、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橫行無忌的啓蒙話語(從廣義上講,哈維爾的“道德政治學”仍然算是它的余脈),與“道德的語言”是否具有某種隱秘的親緣。正巧《雙年選》的編者談到《隨筆》雜志的定位之一就是啓蒙,此處不妨多說兩句。百年來,我們一直爭辯到底是啓蒙應該壓倒救亡,還是救亡壓倒了啓蒙,卻沒有穿越此間的重重迷霧,審視啓蒙本身所潛藏的危機。在我看來,啓蒙自身就是一個悖論,康德爲啓蒙運動制定的口號是:“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應該針對被啓蒙者而言,但啓蒙者與被啓蒙者之間知識-權力上的主奴關系,卻難以使後者成爲一個擁有獨立意識的大寫的人,大多數被啓蒙者淪于意識形態的工具和權力鬥爭的炮灰。此外的少數人能夠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翻身變爲啓蒙者,又開始了新一輪悲劇與惡的循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刍狗。啓蒙者的聖人心態難道不是一種“道德的語言”?以啓蒙爲例,我們更可見“道德的語言”所蘊藏的暴力色澤。

近人對啓蒙不乏反思。不是說不要啓蒙,而是要注意啓蒙的限度,並經常檢測自身包涵的毒素;同理,不是說要排斥“道德的語言”,而是說,僅僅呼喊“道德的語言”並不足以成事,其本身缺乏一種健康的建構性,必須過渡到“公民的語言”,即《雙年選》的編者所言的第三點:“理性、建設性”。“道德的語言”屬于批判,“公民的語言”屬于建設。用崔衛平先生的話說:“做完哈維爾之後,我覺得如果不繼續做米奇尼克,就會覺得事情很不完整。”落實到中國的社會進程,從此前盛行的啓蒙運動,到2003年前後蓬勃發展的維權運動,正好映照了兩種語言的和平過渡。而這一趨勢必將延續下去,直到公民社會完好建成。

縱觀《雙年選》,則是“道德的語言”與“公民的語言”交相輝映。黃裳的《雨西湖》、李普的《楚狂本色總依然》等,明顯隸屬前者;傅國湧、劉軍甯、秋風、張鳴等人的文章,便可歸于後者日漸龐大的隊伍。這一面展現了《隨筆》的包容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另一面,我則注意到一個頗富意味的特征,操持“道德的語言”,多半爲老年人,而“公民的語言”則發自中青年學者顫栗的喉嚨。用社會進化論來诠釋這種現象也許不太合適,更佳的、更善意的說法是時代的局限性,或者說,是一種策略,正如哈維爾與米奇尼克之分:當年捷克的政治控制比較嚴厲,所以哈維爾更多采取了一種主觀性較強、更具煽動性的語言;波蘭的政治情境相對寬松,米奇尼克便可以把問題直接擺上台面,開放地、穩健地、像剝洋蔥一樣,直抵社會危機辛辣的核心。

局限性也好,策略也罷,我們不妨說,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傳媒亦然。在“北《讀書》、南《隨筆》”的時代,《讀書》一直處于公共思想界的風口浪尖,《隨筆》則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此處的比照並無褒貶,只是從個體心性而論,我更欣賞《隨筆》質樸而審慎的進路,這恰是從“道德的語言”過渡至“公民的語言”,從臣民社會進化至公民社會,從威權政治轉型至憲政政治的一個傳媒鏡象。如果說我有什麽期待的話,仍然可以引述米奇尼克的話:

“當你獨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淚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動著手槍——在這漆黑、沒有星光的夜晚,多虧了你最愛的詩人,你能夠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賴于滾落的石子翻個身(切斯拉夫•米沃什)。

于是,你想要成爲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我並不奢盼《隨筆》去扮演那塊關鍵的石子,而僅僅希望它能作爲雪崩的忠實見證者,把握這個劇變時代的體溫,記錄中國邁向公民社會的點滴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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