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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之原版写得既仓促,又憋屈,尽管要点都提到了,却类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今天还算空,修订了一下,扩充了近一倍的篇幅,这样看起来好歹像篇文章。再次检讨,明天不准吃肉,除非文青请客。原版见1215日《中国青年报》。谢谢李旭兄。

 

 

“铁腕执政”为什么会受欢迎?

 

 

标题里的“欢迎”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是我们通用的,另一种则来自前段时间诞生的一段逸闻: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参加完十-七-大返回邳州之时,受到当地群众“人山人海”、“热烈隆重”、“场面几乎失控”的“夹道欢迎”。此新闻传出,李连玉沾了2007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史上最牛”的光,被称为“史上最牛书记”。

是不是“最牛”,关键看一点,民众的狂热欢迎究竟属于自发,还是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组织鼓动,就像民国初年的“公民团”,两块袁大头、半斤烧饼就足以令“公民们”堵住议院的大门,不舍昼夜。一个多月过去,弥漫在邳州上空的烟雾逐渐散开,终于有传媒挺出来呈现李连玉的真实面目。如果《郑州晚报》(1211日)的深度报道具有足够可信度的话,那么李连玉在邳州的政治肖像可以总结如下:亲民,有草根情结,曾亲自下地挥镰帮村民抢收小麦;敢想敢为,有能力,有远见,任职以内,邳州经济增长速度为苏北第一;铁腕执政,譬如,“李连玉对下级官员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他还力排众议,要求官员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还有,“好大喜功,搞面子工程”……

这个有实力、有魅力,却不乏争议的地方官员,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同僚,同样从苏北发迹的原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比较起来,仇和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修公路,他强扣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让犯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电视上面沉重的忏悔;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强行推进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当政八年,仇和毁誉参半,一面是酷吏,一面是政治新星;一面怨声载道,一面政绩飞扬。就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仇和官升一级,于2006年初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这是否算是对仇和式进路——被舆论界形容为铁腕执政”、个性施政”——的官方肯定,一种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激励?以政绩为官员的考核标准,历来是行政学的根本准则,可并非唯一准则,否则基层官员在追求政绩以外,哪会管洪水滔天?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政策学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便将政绩论推向了极点。只要能出政绩,手腕铁一点,狠一点,甚至打破了法律的三八线都可以在所不计。“铁腕执政”之受欢迎的第一原由,正基于当前中国行政领域最流行的灵魂纲领。

其次则是语境。我想说两点,第一,比较发达国家(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地区),后者往往更需要铁腕人物,因为饱暖的前者可以守成,饥寒的后者尚在穷追猛赶,愈落后,愈急进,愈不顾一切,往往为目的之光芒而舍弃了手段之正义,二十世纪的中国转型即是最好的例证,再拉近一点视线,我们看到,以上谈论的两位铁腕政治明星皆是出自苏北,为什么不是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呢?原因在于一者在召唤创业之主,一者在召唤守成之君——在守成之区施行铁腕政策,往往过犹不及(不妨对比创业之皖北与守成之浙东近年来落马的铁腕官员,前者多半是铁腕施政而难出政绩,惹得天怨人怒;后者能出政绩,却扰乱了既定的势力和利益格局,同样不得人心,一是不及,一是过之)

其次是和平时期与剧变时期之差异。打一个比方,前者悠闲到可以守株待兔,后者却需要漫山遍野撵兔子,缺乏强悍的体力和意志,连兔毛都摸不到。中国正处于改革的高危期,破冰之旅急需手持利器的铁腕者:打碎陈规,雷厉风行,勇往直前。所谓乱世需用重典,大任将至,必出猛人。仇和、李连玉等人的身上,难道看不出前总理朱·镕-基的影子?——为酷吏而不失民心,中国改革其实已经抽到了中上签。当然,可以追问,今天的领导者似乎不再唱黑脸,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趟过了深水区?提此问题者,先拍自家脑门十下;若找不出答案,罚抄毛-主-席语录一百遍;再想不明白,到隔壁豆腐西施那里买二两豆腐撞死算了。

天时地利之外,再说人和,即民心。在书斋里闹革命的启蒙者们真应该到中国农村或城市建筑工地走一走,看看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面包,还是自由,或一个“自由的面包”?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只要能吃到香甜酥脆的面包,管你铁腕铜腕。倘若铁腕执政的同时还能表现出真挚的亲民姿态,如报道里的李连玉,那更了不得(我和一位从业新闻二十年的老前辈分析,李连玉被“欢迎”,一半出自人为的组织,一半倒确是民意的自发)。要知道,亲民到一定境界,不但能抵消铁腕的负面影响,乃至能增加铁腕的伟力(逃避自由和偶像崇拜),铁腕者不再为民所惧,而能为民所亲——这大抵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真切写照。

以上所论只是针对受众。对施政者而言,铁腕之受欢迎,除了上面说过的绩效论,一在于权力欲的满足,二在于施政者的普遍心理,把权柄藏起来,不若把权柄露出来,令观者不寒而栗。这个说法是有其典故的,出自《史记·酷吏列传》,说汉人义纵担任暴乱之后的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滑民佐吏为治。”——酷吏义纵的做法,颇符合当今铁腕施政者的权力运行思维。譬如仇和、李连玉都有类似举措。仇令小偷上电视做公开忏悔,李则模仿足球裁判设置“黄牌”制度考核下级官员,据《郑州晚报》报道:“……李连玉还坚持对招商引资、民营经济、项目建设等工作差的单位出示‘黄牌’警告,相关负责人受到两次黄牌警告就会被撤职,不论受罚者资历如何,均不留情面。有一年总结大会上,一位59岁的农机局长因目标任务未完成,被点名上台领了黄牌。”

我们对铁腕执政之受欢迎的社会现象的探析可以告以中结。这里面有人性的普遍因子在作祟,更取决于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止我们对铁腕执政的质疑和批判。其中一点疑虑应该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经常为铁腕者高唱赞歌的媒体——听到:我们所常见的报道是铁腕出政绩,可铁腕就不出危害吗——考辨一下,是因铁腕施政而锒铛入狱的贪官多,还是因此成功发迹的政治明星多?为什么传媒很少关注呢?衡诸现实,利害之间,轻重几何?更亟亟以待重视的是,铁腕执政是否撞破了法律的底限?为了政绩,就可以舍弃法治的权威之光?我们且不可忘记法律的要义,就是为约束权力者的手脚,宪政就是让合法性高于国王的权杖。铁腕而违法,无异于买椟还珠。

法律之外,还有其它可以约束铁腕者的事物。我们在上面提到铁腕执政的语境要素,那是广义而言。狭义而言,请以仇和为例,仇氏一度被舆论界热捧如潮,如今却“湮没无闻”——进入高一级的政治情境,他必须收束起自己的个性,因为此间的权力运作讲究的不是手腕之软硬,成绩之好坏,而是他者。换言之,个体化的、极富偶然性的铁腕政策只能行一时,难以行一世,终究敌不过规则,无论明的(如法律),还是潜的。

我已经开始使用“个体化”这样的修辞。说到底,铁腕执政只是孤立的人治,而无法转化为普遍化的法治。有评论家将仇和譬喻为“肩负着使命、满怀着道义的孤独侠客”,疾恶如仇,要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他的意图值得赞赏,方法却有待商量,因为现代政治留给行侠仗义的空间越来越逼厄,侠客们抡不开刀剑,不但伤人,而且伤己;更广阔的空间已然为权利至上的法律之光公正普照。尽管暂时而言,仇和式的进路并不孤独,李连玉的受欢迎尚可表明市场需求量的充裕,但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是一条步入绝地的苦旅,政治铁腕者的背影正被日渐壮大的维-权者队伍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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