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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谓“杨帆门”说两句- -| 回首页 | 2008年索引 | - -人大代表为什么会恐惧?

《儒教与民族国家》二题

                                      

回头看看,这两个书评写得都不太满意。不过媒体写作,为稻粱谋,只能适可而止。谢谢王恒、刘晨光、郑磊等朋友,他们的批评意见增加了这篇文章的分量。

 

 

一、大盗、圣人与古今之变

 

《拯救与逍遥》新旧两版面目迥异,好象不是一母所生。刘小枫先生在修订之时举出很多前例:1918年,三十出头的布洛赫发表了《乌托邦之灵》,五年后就重出了另一本,以至《布洛赫全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乌托邦之灵》;1919年,卡尔·巴特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不到三年,就改得面目全非出了第二版……这段逸事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要清理和评判一个人的思想变迁,与其描摹从前一篇文章到后一篇文章的过渡轨迹,不如对勘同一篇文章在两个时节的面貌之差异,后一种应该更便捷,当然,这也更需要机缘——据说大师们依其“致命的自负”,从不悔其少作,对待“小时候干的营生”,或者放任自流,兹从其旧;或者干脆焚稿断情,将书写的烟尘献给逝去的时光和魂灵。

《儒教与民族国家》的读者有幸得享这种“机缘”。此书录文凡五篇,三篇是世纪初的新生命,两篇是世纪末的老古董——而新老之间的差距竟然超过了十年。老灵魂重见天日,光泽是否如故?“儒教革命精神源流考”一文当年曾令我难以释卷,便先看此篇,前面尚好,读到最后一节,滋味完全变了。原版(我用的是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单行本)大肆批判中国儒家的圣人正义论,在新版,则开始区分古代圣人与现代圣人:圣人出现了古今之变。原版结尾引用了庄子《外篇·胠箧第十》那段脍炙人口的话: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论新旧版,刘小枫都表示认同这个论断,只是新版加了限定词,针对的是“现代圣人政治论”,而且有补遗:

“这里的‘至知者’有‘世俗之所谓’这一界定,随后的‘至圣者’同样受这个‘世俗之所谓’界定。从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说法,是因‘世俗’与‘至知’和‘至圣’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会不会恰恰是指圣人的品质变了……”

如果圣人的品质没有变,那么……?此前对作为大盗之祸首的圣人是一棒子打倒,而今毫不掩饰对古代圣人的好感,这暗示着什么?换言之,古今圣人有什么差别,竟然造成了庄子的同一论断在前后十年被诠释出黑白歧异的两种意味?

刘小枫将圣人等同于西方的哲人(第187页),然后遵循列奥·施特劳斯路向的政治哲学展开论证。但是,施特劳斯的“哲人”何谓?中国古典的“圣人”又何谓?它们之间能否进行等价交换?在哪种层面才能够相互格义?哲人的历史形象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按施特劳斯的论述,苏格拉底经历了从自然哲人到政治哲人的转向,即从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转向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其关节点就是“下降到洞穴”,“懂得政治”;而孔子一直在洞穴里生活,他从来都是“政治”的。尽管“懂得政治”,哲人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过沉思生活,关心政治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哲人对政治生活的热衷高于沉思生活,那么政治哲人就不再是纯粹的哲人,而有向政治人滑落的危险),圣人则不然,它就是要做大立法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其核心是“王”。此外,哲人与圣人对待神的姿态不太一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存”是承认其存在,且保持敬畏,故而才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论”,即自省到人类之知的有限性,不能论,不可论,而这有限的知将充分投入六合之内的现世生活;哲人对待神,古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哲学与宗教处于同一水平线,苏格拉底不止一次说自己得到了神启,柏拉图写《理想国》更贯之以祈祷的语气:“怎么?你认为我们刚才关于城邦和政体的讨论并不都是祈祷吗?”比照圣人,哲人与神的关系似乎更亲密,更复杂,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结语,一面提醒哲学必须谨防神道设教,一面又决断哲人恰恰要施行神道设教,此中诡秘,无疑反了圣人之道。窃以为,与其将哲人与圣人划等号,毋宁说它的形象更近于《论语》里的“君子”。

撇开施特劳斯,刘小枫认为,圣人正义论虽然一脉相承,却发生过质变:经学的圣人正义论与心学的圣人正义论有根本性的差异,正是王阳明的心学抹去了经学圣人的历史品格,高标“率性而为”型的圣人——这一转型是否标志着现代圣人正义论的诞生?但“儒教革命精神源流考”新版结尾所批驳的“现代圣人政治论”,指向的应是启蒙后的西方知识分子:现代哲人。现代哲人对古代哲人的反动,在于打破了“知”的限度,柏拉图有感于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判处死刑的悲剧,深深意识到“知”的危险性,哪些人该传,哪些人不该传,现代哲人却不懂这些,将“知”普及民众,把民众都提升为哲人,是为启蒙,遂酿成“大盗不止”。而心学圣人对经学圣人的反动,依刘氏的说法,在于德行的落差,可“至知者”和“至圣者”德行的质变就是“大盗”的起源?哪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心学圣人对经学圣人确实没有走上同一条成圣之路,但他们的终点是同一的,即“内圣外王”。无论左右派儒教士,无论圣人在现代中国的两位代表,毛泽东(船山学)与蒋介石(阳明学),他们都脱不开内圣而外王的成圣本体论。至于有人坚持说“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则是另一个话题。

考辨儒家革命精神之源流,最终一揽子降落于圣人正义论,甚至还区分出经学与心学的圣人、古代与现代的圣人、中国与西方的圣人(哲人),对于这条进路,我不想掩盖自己浅薄的疑虑。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前面还有其铺垫,圣人只是大盗的诱因之一,且不是决定性的。将历史和文化的罪与欠全盘扣在圣人头上,估计连孔子都吃不消,更何况现代圣人“沉重的肉身”?不过,对于那些整天做着圣王梦的现代人,庄子的话仍然具有引述的必要性——权作警钟,唤醒他们的迷梦:

“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二、儒教士与游击队员

 

从书名即可知《儒教与民族国家》的主题是什么,让人想不通的是,此书居然收录了一篇题为“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演讲稿,而且所置身的位次颇为关键:此书凡五文,此文正好居中,承上而启下,前两文(考辨纬书和革命精神源流)谈古,后两文(《王制》笺注是从康有为和皮锡瑞说起,另一文则直接拿现代电视剧《暗算》做文章)论今,中间这一篇的论题却是一个外国人的政治思想,尽管最后回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整篇文稿几乎找不到“儒教”这个词眼。作者这般苦心安排,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先来看文章。此文的评述对象是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这是施氏晚年的作品,所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其所附之主文《政治的概念》。不过,正基于这个“附识”,让人们不敢对此文掉以轻心,误以为这只是过时的战争史研究。实质上,施米特走的是政治法学的路子,刘小枫先生对其的诠释十分精辟:现代战争催生了游击队理论,现代正规军的普世性和技术理性催生了游击队的乡土性,而且游击队员还具备某种“哲学素养”(信念)和政治品质,这是他们区别于土匪的地方——依此二点特质,游击队现象就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关乎现代性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游击队员代表着某个类型的现代政治人:他们反现代,却置身现代的洪流之中,逐渐被现代性所同化……

按照这种理论,游击队的队伍扩大了,不仅是那些挥舞大刀长矛潜行于山林的战士,还包括某些知识分子。施米特甚至说,游击队员首先就是些文人,卢梭是欧洲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游击队员……有卢梭作镜鉴,近现代儒教士就很容易走进我们的视野。儒教的乡土性不容置疑,近代中国最先反对西方现代性入侵的就是儒教士,乃至认识到抵抗无用,仍然坚持“中体西用”,“体”必须是本土的,失去了这个本土的“体”,政治品质就得不到保障。当然,儒教士亦有普世性的一面,所谓“天下大同”,尽管从来没有实现过,但仍具备提升性的效力。施米特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诗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接通的某个古老的中国思想线索”,大抵出自于此。而作为游击队理论之集大成者的毛泽东,按刘小枫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左派儒教士。

即便将儒教士与游击队员牵上了红线,有什么意思?窃以为最大的意思,就是可以从政治法学的角度观照中国儒学在现代的困境和出路。这与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可不同,毋宁说,他是站在圈内的,我们站到了圈外。(所以刘小枫会对蒋子说:“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这一换位,问题意识就变了,譬如说,儒教士拿什么捍卫传统?拿什么应对现代性坚船利炮的冲击?返观历史,他们使用的武器,居然都来自其敌人。这大概导致了“反现代的现代政治人”之诞生。而这种吊诡的同化伊于胡底呢?若完全被同化,失去了传统特质(乡土性)的儒教士的灵魂落脚何地,会不会成为游荡于荒野的孤魂野鬼?儒学内含的普世主义能否派上用场?换言之,游击队有无可能转化为正规军,开启新一轮的文化-政治战争?

还值得关心的是儒教士的哲学素养和政治品质如何锻炼和传承。施米特提到一点,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西班牙国内有教养的贵族、僧侣和市民阶层很大程度上亲法,德国亦然,德国的“大儒”歌德还亲自赋诗讴歌拿破仑,德国知识界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方。这般诡秘的史况,在中国有没有重现?刚开眼看世界的传统儒生,不也曾无比迷惘吗?游击队员政治品质之维系的要点,就在于划分敌友,甚至要分清“实际的敌人”和“绝对的敌人”。近代的儒教士分不清敌友,遂开始窝内斗,从内部崩乱。今天的儒教士又将如何应对自由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主义,以及威权主义诸势力呢?

说了半天,“儒教士”这个称谓可能还存在问题:儒家有没有“教”,何以为“教”?与此相关的争论可谓浩荡,不过多半陷入了鸡同鸭讲。其实这个问题并无一个固定答案,选择不同,只因为你们没有站在同一语境。即使都承认儒教的存在,刘小枫的“儒教士”与蒋庆的“儒教士”依然有差异。立足于游击队理论,刘氏的儒教士祈望化解古今之争的难题,但致力“重建中国儒教”的蒋子,会甘于游击队员的身份吗?

 

 

《儒教与民族国家》,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10月第一版

【作者: 我是羽戈】【访问统计:】【2008年01月21日 星期一 14:44】【注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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