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为什么会恐惧？
人大代表为什么会恐惧？
据报道，1月23日上午，广东省两会期间，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分组讨论审议两院（法院、检察院）报告之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检察院收取行贿人的保释金而并不退还，甚至演变成一种创收行为等。其间，他的发言屡次被打断。吊诡的是，打断者并非遭批评的对象，而是与他一样具有批评权的省人大代表们。如其中一位梁姓代表对李的尖锐发言表态：“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最终他竟将意见付诸行动：直接走出会场。
尽管李永忠不断强调，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可以免责，不受追究，但对这位一直持反对意见的代表而言，犹如对牛弹琴。该代表若真不认同李的发言倒也好，可注意他的措辞：“……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不在于说的对不对，而在于能与不能，身份成为一剑封喉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代表者代表的不是民意，而是职位、权力和既得利益的斤斤计较，他们的纤细喉咙塞满了功利主义的稻草。在整个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当中，这类人到底占少数，还是绝大多数？他们如何批上了人大代表这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公民选举，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若是前者，我们只能感慨选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
是否代表民意先不论，在言论免责的政治语境之下，该代表为什么还表现得那么紧张惶恐，乃至以退场表明他的决断？窃以为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面。第一，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人大代表言论免责，是否得以彻底落实？他们批判当权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言论若公之于众，引发被批评者的怒火与仇恨，对他们进行追打报复，这类恶行在当前中国实在屡见不鲜。立法者的所谓“免责”，很容易流于一纸薄弱的具文。代表者吃过苦头，便有井绳之忧，再上会场发言，顾忌重重，亦可理解。新闻里的那位梁代表认为“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摸小尼姑的光头，“省人大代表”则不行，正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比较李永忠，他距离危险和灾难的源头要更近。宁可沦为公众的笑料，也要明哲保身，不做出头鸟。这种政治病的一个症状，即是对“免责”的高度不信任。他之毅然退场，不仅指向内心的恐惧，还指向悬在真空的免责机制。
问题的另一面，其实上面已经点到了。人大代表的恐惧，实质上是对粗暴、缜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的恐惧。作为立法者的代表，所能依仗的惟有民意，但飘零散落的民意无法对抗高高在上、有条不紊运转的行政权。固然，按法理说，政权之建构出自民意之让渡、授予和承认，但在中国，政治学的秩序被颠倒过来。正如人大代表，本来应该是民众的麦克风，如今却蜕变为肉食者的传声筒；本来应该属于民众之一员，如今却官僚气十足。要知道，人大代表不是官，不拿工资，不隶属行政队伍；他们是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监督者，而非行使者。实言之，他们才是权力的原初主人，没料想喧宾夺主，却得看雇佣兵——政府——的眼色行事。权利的沉沦，加重了人心的恐惧，尽管最该恐惧的是政府。
恐惧是人类的天性。哲学源于惊讶，政治源于恐惧。基于恐惧感，人们才走出自然状态，结成政府。政府本应是恐惧的产物，现在却升华为恐惧的源头，其间流淌的事理，正可以用来诠释人大代表之恐惧的制度根源，即权力混沌化，像一团糨糊。连区分头尾因果都困难，更别提实现三权或五权分立，以立法权制约行政权，来祛除恐惧的气味。
当然，即便实现了权力分立和制衡，人大代表仍免不了心理恐惧。只不过，这不再是对行政权的恐惧，而是担心完成不了选民交付的使命，对即将汹涌袭来的民意的恐惧。后一种恐惧感实属正常，就像我们夜里走路，忽然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心头陡然一紧。
见1月25日《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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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grief
2008-08-14 21: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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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都弄清楚人大代表们都是谁？我们自然就明白了他或她为什么会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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