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昏起飞

重审许霆案该如何打破僵局？

                                      

重审许霆案该如何打破僵局？

 

 

近十年来，可曾有哪个被告只是一介平民的案件，刚一出炉，就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众声喧哗的民意汇成了一场政法生活的狂欢？尽管发言之出发点与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许霆无罪，有人认为他有罪；有人认为此案属于民事，有人认为属于刑事；有人认为应该判重刑，有人认为应该轻判，但关怀的真挚与强烈却不容质疑。譬如2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重审许霆案，当地媒体的门槛几乎被打探此案最新消息的热心民众踩破（见2月23日《新快报》相关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盛况？也许其中最大的原由，正如评论家所言：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许霆，就像在2003年那个危机四伏的春天，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一样。

作为政法符号，许霆和孙志刚确实代表了转型中国的大多数无权者。换言之，他们形成了一个阶级。许霆案激起的大讨论当中，有学者提出“阶级司法”的观念，批评各级法院的判决多站在权力者与强势者一边，而罔顾司法生活最基本的中立姿态。窃以为，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趋炎附势，欺软怕硬；更深层次上，在于他们所依据的法律本身就存在入木三分的阶级烙印，一些法官只是僵硬地用成文法标尺量身裁衣而已。这从而构成中国司法的两难困境：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产生司法腐败；若不给，他们就像冷冰冰的自动售货机那样生产判决——其主导程序，中国成文法典，多半弊病重重。这两难在许霆案里都有呈现。

某些公众或许不愿意认同“阶级”这个充满历史忧伤的语词。他们认为，像许霆与银行之间，应是顾客与商家的消费关系，应是对等的。实际上如何呢？许霆案一出，就有人假设，许霆从ATM机上多取钱算盗窃，若ATM机出了另一种故障，输入100元，只吐出1元，这是否算是银行盗窃呢？可以说，银行提供给客户的合同，大多都包含霸王条款。对等只是相对的，当银行作为垄断行业，压制了市场经济之手，无形之中形成了界限分明的阶级关系。当然，这个“阶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指出这一点，无非想提醒人们，不必谈虎色变，被历史噩梦吓怕了，我们并非要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可阶级确实存在，阶级认同确实活跃，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群与趋同心理。许霆案导致的民意汹涌，正基于相对强势的银行，许霆与身为草根的我们之距离更近，他若被判刑，那我们与监狱的距离随时都只有一米之远。相对死板的法官和陈旧的法条，被扭曲的法治和正义与我们更近，落到许霆头上过重的刑罚，随时都可能构成我们的厄运。我们关注许霆，就是关注祸福难测的未来。

我没有使用“对正义的渴求”、“对权利的捍卫”这类流行的说法来诠释随许霆案汹涌而出的民意狂潮。无可否认，权利和正义的旗帜一直在激荡某些民众的心神，鼓舞其士气；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们并不关心这点，他们只在乎许霆案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明天去银行取款的好心情。民意是杂乱的，这可能令人失望；可历史证明，民意若是统一，则令人恐惧。我们实不必拿维护正义和权利的口号来整合民意，同样，被推上祭坛的许霆年轻的肉身亦不足以承载这些。

说回来，许霆案使中国司法陷入了迷局。重审之前，各级法院就在相互踢皮球，都不愿作为前台的审判者，置身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风险与荣耀共存。民众的眼睛无比雪亮，哪会看不到这点？由此，民意越发汹涌澎湃。这里便促生了雪球效应。民间的呼声越高，法院的判决越是犹疑，反之亦然。在此，我倒想向焦虑不安的法官们献策：解决民意凶猛的最佳路径，就是利用民意，为什么不去激活此前无奈流于形式主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让叫得最凶的民众上法庭作裁判？这样一来，既推卸了责任，又堵住了大众的嘴巴，没准还能诞生一个流芳千古的经典判决。而放开手让民众自我审判，不正打破了“阶级司法”的僵局？

 

见2月23日《新快报》

 

（命题作文，写紧了）

【作者: 我是羽戈】【访问统计:】【2008年02月25日 星期一 10:12】【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