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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化管理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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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化管理的政治困境

 

 

225,长春市公安局开大会,作出了一项令人悲欣交集的决策:等到2008年末,要在其内部抓一些反面典型,诸如执法水平不高、纪律作风松散等,抓到后,先集中办班学习,学习不合格者将取消其执法权——新闻到此都是正面的,这总比抓那些“艳照门”淫秽图片传播者有意义多了,不过,接下来有一转——抓典型还得确定比例:长春市公安局有1万余名民警,按照1%的比例来抓反面,就是说,年终将有100名民警进入学习班。

如果让民众来投票决定,长春市公安局肯定不止100名反面执法人员需要学习反思,1%的比例可能还小了点。但我要讨论的不是比例大小的问题,而是定比例这种做法。看这条新闻,我首先想起1957年的划右派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机关到下属部门,全部实行摊派,从一个到多个而不等。有些机关相当和谐,实在找不到出身不好、立场不稳、工作不力的,领导于是和做清洁或看大门的老大爷商量,说委屈您一下,您就做一回右派,帮我们完成上级派下来的政治任务,等年底发奖金,多给您二斤白面。大爷挺高兴,说中,领导看得起俺,那俺就做一回右派。结果,还没等过年,人就被从监狱斗进了地狱,那些白面只好问马克思讨了。

这不是笑话,而是活生生的惨剧。历史经常以喜剧的面目粉墨登场,而以悲剧的背影黯然落幕。长春市公安局按固定比例抓反面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是四十年前的历史转了个身,返回旧路。可以想象,倘若下面某支队、某派出所的日常工作比中央红头文件定性的还要和谐,它们工作最差的,都比友邻部门工作最佳的表现好,这个反面典型该怎么抓——莫非效仿上述文革一幕?而这样的典型抓起来学习反省有什么意思——除了激化内部矛盾?

长春警方抓典型的出发点毋庸置疑,定比例的做法却有待商榷。而这种做法不只局限于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它更代表着一种时尚的行政思维模式,支配着老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纵观国朝,有多少方针政策、考核标准,不是由具体数字当家作主,占据了主声道?甚至连中高级司法机关,都规定每年必须纠出多少冤假错案,才算对下级的监督合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正义与数目置入了同一个方程式,有时为求数目达标,难免损害司法公正和公民权利。可你面对一道偏狭的单选题,别无他求。

这种做法有个大名,叫“数目化管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此论述最勤,《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等皆为结晶。黄先生通过中西历史比较判定,数目字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秘密,如1689年前之英国,与稍早的大明王朝一个德行,都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le)。但此后资本主义兴起,司法规则变更,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整个国家都实现了数目字管理。黄先生的结论是,一些后发国家,“如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为求上进,必须全面引进落实数目字管理的先进经验。

依我私见,数目化管理最早应该是技术和经济用语,它的流行,正基于受工具理性主宰的网络时代的蹁跹降临。但它之渗入政治领域,却源自一些后发国家在“拿来主义”的过程当中僵硬化,一边倒。后发向先发学习,全盘照搬照抄,企望一揽子解决。可这种抄袭多限于外表,移植条文,移植制度,往往忽略了条文和制度背后的那层事物。如司法改革,只看到西方法条上的那些闪光的数字,却漠视其后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更具决定性的精神要素。其实黄仁宇并未把话说绝,他一方面强调“数目字管理”对英帝国强盛发达的贡献,另一方面指出:“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

用数目化管理政治,最大的困境在于沉迷数字神话的同时,而误解了政治的内涵。作为骨骼的政治制度可以用数字技术搭建,譬如争论政府权力分立为三块还是五块。但作为血肉的政治精神,如对人性恶的限制、公共德行的完善、公民宗教的建设等,却非数字所能及。它更多依赖的是价值理性(与数目化管理象征的工具理性遥遥相对),乃至理性以外的神秘力量。如抓右派,抓反面典型,实质上属于政治品德和素质的考察,终极指向政治伦理的提升,它追求的是一种生动的价值。对此,冷冰冰的数字只可能起到干扰作用。

过于迷信数目化管理,呈现出人类理性的自我膨胀和谵妄,以为世间任何事情都在自身掌控之中,凭几个数据就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种自负无疑是致命的,将灾难扩大化(如反右)仅仅是恶果之微弱一端,更有甚者,则引发自我的大爆炸与政权的崩塌。我想举一个例证。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坐镇南京,晋爵封王,这个乡村塾师出身的洪天王极其迷信数字,于是出现了“三百六十八天安”、“一千四百六十七天福”、“一千四百六十九天豫”等匪夷所思的数目化官爵。官多成灾,权争如麻,数目化管理政治至少是天平天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举此例,并非要和黄仁宇先生抬杠,说中国古代也有数目化管理;而想提醒身处高科技时代的人们,数目化管理不是万能的,它有其界限,它必须在政治城邦的护城河前止步,政治不仅需要理性和知识,更需要保持对不可知事物的敬畏。敬畏,正如中庸,乃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最高贵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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